北京中科助力白癜风康复 http://m.39.net/disease/yldt/bjzkbdfyy/原标题：与中国结缘的中韩文学交流使者——对话韩国出版家、仁荷大学荣誉教授洪廷善洪廷善，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人，仁荷大学荣誉教授。年，他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地区一个传统的汉学家族，幼承庭训，以《千字文》《孟子》发蒙。后进入韩国首尔大学国文学系求学，师从著名学者、诗人、韩国前文化部长郑汉模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韩国韩神大学教授、仁荷大学教授、仁荷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韩国文学与知性出版社社长等职。他著有《历史的人生与批评》《韩国现代诗论史研究》《作为人文学的文学》《普罗米修斯的岁月》等多部论著和文学评论集，曾获大韩民国文学奖、宵泉文学奖、现代文学奖，获授红条勋章。在担任文知社社长期间，他组织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学、文化的书籍，年8月荣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洪廷善教授是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代表学者之一，自幼便对中国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自20世纪80年代成为韩国文学与知性出版社主要成员以来，尤其是在担任该社社长期间，他积极推动文学与知性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出版，先后出版了鲁迅、巴金、王蒙、汪曾祺、莫言、张炜、北岛、吉狄马加、刘震云、李洱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集和《陶渊明全集》《杜甫五言绝句》《李白五七言绝句》《苏东坡诗选》《韩愈文集》《西游记全译》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精心组织学者撰写出版了《老庄哲学》《中国历史地理》《辽东史》等一大批中国研究著作。此次折桂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很开心。作为洪先生的学生，从年8月起，我多次陪同老师参加中韩文学交流活动，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和韩国的首尔、仁川等地与老师对话，听他讲述与中国的缘分、对中国的感情和理解。在我出生之前，就与中国结缘了徐黎明：我一直很好奇，您最早和中国接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洪廷善：应该是从我还没有出生就开始了。（笑）你知道，我出生在礼泉郡，属于韩国的庆尚北道安东地区，这是韩国最传统的地方。我的家族被称为唐洪，意思是从中国移居韩国的洪氏。按照籍贯又被叫作南阳洪氏，南阳就是中国河南的南阳，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那个南阳。我们家祖上有一位华浦先生洪翼汉（—），是“三学士”（朝鲜反抗清朝的三位主战大臣）之一。我从小就听洪翼汉的故事。徐黎明：您确实出生在一个世代与中国友好的汉学家庭里。不过您出生时的年，韩国的汉学氛围已经没有那么浓厚了吧？洪廷善：不是的。我爷爷曾经以教授日本人汉文为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汉字，以及《千字文》《孟子》等典籍。说来好笑，我虽然是个韩国人，去上小学时，却一个韩国字都不认识。上学的第一天因此被同学嘲笑，哭着回家了。 徐黎明：我知道韩国传统的汉学家庭以前是不学韩文的。燕岩朴趾源先生曾说“某平生不识一个韩字”。但没想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这样的家庭。 洪廷善：在安东地区所谓的“两班”（指朝鲜李朝时代的文班武班官僚，后为贵族的代称）家庭中，应该是比较普遍的。我爷爷从小就跟我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灿烂、最伟大的文化，我们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向中国学习，受益于中国，今后也要向中国学习。所以，我虽然到4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孔孟老庄、李杜韩苏一直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史记》《资治通鉴》一直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徐黎明：这也是您在学术上一直希望探究韩国近现代诗歌与传统汉诗的关系，在出版方面非常支持中国古典在文知社出版的深层理由吧。这些年来，您一直提醒韩国文学界，韩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有近代—西方—日本的一条线，也有传统—东方—中国的另外一条通道。洪廷善：是的。韩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中，从金忆到金素月、韩龙云、郑芝溶、赵芝薰，甚至当代诗坛大家黄东奎、郑玄宗，都有很好的汉学造诣。汉诗的意象、词句、思维方式、语言习惯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现代诗歌。只从西方—现代的角度来思考韩国诗歌，会遮蔽掉韩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部分，这不但不能正确地理解韩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诗歌的创作也是有害的。诗人黄东奎先生是英文系毕业的，做了一辈子英文系的教授，写的诗非常“现代”。但是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读得最多的诗集是《杜诗谚解》。所以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韩中诗人会议，我把主题定为“古典诗歌的传统与现代诗的状况”。 古典的中国革命的中国文学的中国徐黎明：说到古典，我一直有一个印象，似乎大多数韩国知识分子一提到中国，首先想到的都是古典的中国，甚至把它同现代中国对立起来。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误区。 洪廷善：我想韩国和日本、西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是我们古代受中国的影响太深，二是现代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隔绝。这种隔绝带来了对当代中国的无知。徐黎明：您说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年建交前的时期？ 洪廷善：实际上近代以来，韩中之间的人文交流就远没有之前密切。冷战时期更是如此，韩中分属不同阵营。我们能够找到的对当代中国的介绍寥寥无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硕士毕业后到韩神大学做了教授，关于当代中国的知识都仅限于记者李泳禧的《与八亿人的对话》和一些地下印刷的小册子。直到年汉城奥运会召开，社会气氛才有了很大的缓和。徐黎明：在那之前您对当代中国的了解都不是很多？洪廷善：很想了解，但完全没有资料。我在大学时还听过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金时俊先生（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留学台湾大学，受业于台静农先生）的课，但是金先生教我们的是通修课“大学汉文”，讲的是中国古代诗文。我读过当时颇为流行的林语堂散文《生活的艺术》。在当时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我看来，林是很奇特、很布尔乔亚的。我在旧书店里偷偷买过一本郭沫若的《苏联纪行》，但并不知道这位郭沫若先生是作家还是学者。鲁迅的《阿Q正传》是读过的，因为收录在《世界文学全集》里。我在韩神大学国文系做教授时，和研究中国哲学的宋荣培教授交往比较多。有一天宋教授拿来一本书，里面有《小二黑结婚》等几篇小说，说是一个叫作赵树理的中国人写的，非常好，一定让我读一下。我跟宋教授说韩文翻译得不好——后来知道是宋教授自己翻译的，哈哈——宋教授就让我润色一下。后来出版的赵树理作品选，就是我润文的。徐黎明：那是韩国最早的一版赵树理作品集，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您第一次到中国，是在中韩建交之后？洪廷善：是在建交之前。韩国当时有一位颇有权势的政治家张德镇，很热心于对中国的研究，他创办的大陆研究所主动提供资助请我到中国访问，写一组专栏。我和MBC（韩国文化放送株式会社）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小组，从丹东到北京，再到河北，重走朴趾源《热河日记》的朝鲜燕行使臣之路。当时韩中还没有建交，没有直航，我们只能先到香港，从香港飞到北京，然后到丹东。我根据路上的见闻和思考，在《京乡新闻》上连载《新热河日记》专栏。这一路用了一个多月，回去的时候，韩中两国已经建交了。徐黎明：所以您的《新热河日记》成了中韩建交后最早出版的中国游记，契合了中韩建交后韩国知识界极度关心当代中国的时机。我听很多师友讲过，这本书在当时韩国知识界影响很大。能否谈谈重走《热河日记》之路的缘起？洪廷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文学史家张德顺先生给我们讲《韩国文学史》。他是在中国东北出生的。张先生在课上说，如果有机会，他非常想重走一次朴趾源先生《热河日记》中走过的朝鲜使臣之路。张先生这句看似很随意的话，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张先生那个时代，韩国和朝鲜关系高度紧张，和中国是敌对阵营，重走热河之路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当时想，张先生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但在我的有生之年，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家中的教育，也让我想到中国亲自探访数量庞大的历史古迹。我一直觉得韩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对中国有种种无知和误解，我想直接到中国去，用我的脚走一走，用我的眼睛看一看。 徐黎明：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您自青年时代起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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